十年前，我在北京租了一个夏利开，人虽不面，无奈车慢，所以很知趣的开在机场高速慢行道上。车里坐着朋友，我俩当时都是愤青，正激烈批判着腐败和权贵，突然后面一辆奥迪贴近晃灯，并用警报呼哧了一下。我一看旁边车道是空的，也没让，继续自顾自开着。没过十秒，那台奥迪突然满血，全身能闪的地方都闪了起来，随即，我被后车用扩音器劈头盖脸骂了一顿。坐在边上的朋友抢了一把方向盘，说，咱让让吧。奥迪很快从我边上超了过去，骂声一直缭绕了好几百米。我对朋友说，妈的，这帮孙子走路像王八，必须横着走到底，开车像火车，必须一条道开到黑。朋友说，算了，你看人家的牌照，京AG6X打头，这个很厉害，一般来说是给XXX的，还有那些京A8开头的，以后你得看着点，都是给XXX的。作为一个只知道沪A牌照100位以内惹不起的上海司机，我听得云里雾里。最后朋友对着远去只会开直线的奥迪牌火车，恶狠狠撂下一句，操，以后宽裕了，还是得买黑色奥迪。

后来朋友真买了黑色奥迪，却一直没有上牌。我说，这不挂牌照没问题么，朋友说，没事，我有这个。他指了指前窗下的一块铁皮，上面写了两个字，警备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又增添了“京安”“人民大会堂XXX”“政协XXX”，一直码到了副驾驶，堵车的时候都能用来打牌比大小了。我非常担心随着牌子的越来越多会挡住他的视线。好在朋友喜欢激烈驾驶，每次一劈弯，那些牌子就因为惯性，全摞成一堆了。于是朋友就得停车重新洗牌。我问他，这在路上开管用么？朋友说，太管用了，你看我，没牌照，但装了警灯警报，有这么多证，更加神秘，警察绝对不敢拦，哪知道你什么来路的。来，我给你违规掉个头看看。

当时我们正开在长安街上。长安街很难调头。记得我初到北京时，有次开车错过了一个路口，一直调头不能，突然看见一个大门，门口还算宽敞，定睛一看，新华门，以为是新华书店系统的，想好歹和自己的职业沾点边，就直接往里扎，打算在门口揉几把，假装自己是出门左拐。。。。。。在差点被击毙之后，我对长安街产生了深深的恐惧。我对朋友说，算了，别试验了。

朋友不语，遇见一个红灯，他爆闪一开，直接顶到交警跟前。交警假装没看见，转身给了我们一个屁股。我说，他真不管你诶。朋友嘴角一撇，道，丫不上路，按照常规情况，丫应该把直行的车流给我拦断了，方便我掉头。

过往的车没有一台避让我们。朋友拉了一声警笛，交警回头看了我们一眼，准确的说是看了那些牌子一眼，无奈拦停了对向的来车。朋友从容的掉了个头。我承认，对于刚刚二十上下的我，在那一刹，特权为我带来了虚荣和愉悦，纵然这特权还是山寨的。有那么十秒钟我异常膨胀，觉得自己都快从车窗里溢出来了。但很快我发现，那些停在对面车道里等候的车辆看我们的眼神中并无景仰，甚至充满愤慨。我不由自主往下缩了缩。

朋友不屑道，没事，别理那帮傻X，你看那捷达了没，你看丫挂的那个警备牌，我一看颜色就知道是假的，四元桥汽配城买的。我这块可是那XXX的关系。但说是警备牌以后不能用了，统一只能挂京安了。那我——前面那傻X怎么开那么慢，来，你呼几句，拿着这个，按边上说话就行，不用多说，十个字，前面车靠边，前面车靠边，丫就乖乖闪了。。。。。。

到今天，我已经不能描述当年坐在这台奥迪里复杂的心情了。午夜的平安大道，我们坐在路边吃羊蝎子。空无一人的街道上，依然有车拉着莫名的警报呼啸而过。朋友说，丫那个分贝数不对，也是四元桥汽配城买的。

是的，面对特权，我们厌恶，但享用到一点假特权，心中又有窃喜，面对吃特供的人，我们批判，但自己用到了那些特供，又会得意。很多人恨特权，因为特权没有在自己手中。我有朋友觉得如果他掌权，必然从善如流。其实未必这样。我相信没有人会不沉迷其中，除非他的特权大到无需彰显，只用表演一些低调的姿态。朋友的人生也有起落，现在他早就不开那台奥迪，换成了一台很普通的七人座家用车。说起从前，他摇头笑道，太虚妄了，以前老骂那帮家伙，自己居然也在模仿他们。但他又会觉得，黑色新款的奥迪A8很不错。

人总是很矛盾，纵然我以后再不好意思坐进各种真真假假的特权车里耀武扬威，但每次要误机时，我心中最阴暗的部分也会冒出一个想法——如果我有急事要办，而要去的地方一天只有一个航班，我明显赶不上了，恰好我又有特权，我会让这架飞机连同几百个乘客等我半个小时么？抛去一切伪善，我觉得答案八成是——我会的，而且会让机长把责任推卸到航空管制上。

没有人能控制自己不会凌驾在他人和法律之上，哪怕他再好再温厚。体制赋予特殊个体的特权是无法靠自我修行来美化和消解的。就算你知道，那些没有特权的人正在对你唾骂和鄙视，不存丝毫的敬意，你也无法停止享用这些。就像苏联的特供制度再受平民的诟病，面对经济衰败，民怨沸腾，有可能同归于尽，那些身在其中的人也不愿意放弃它。没人愿意主动把各种车证扔在风中。答案不会在风中飘。

苏联的特供体系一度幻想能够延伸到工人，以为这样可以巩固政权。但是它没等到那一天。就算那天来临，苏联依然不会有好下场。当特权想惠及到越多人时，只是特权阶级感到威胁以后的自保罢了。承诺他人将能得到什么，最终他人什么都得不到，只有限制那些承诺者自己的权力，他人才能得到他本该得到的一切。

写这些没什么意义，纯粹是想起以前在北京的日子，又看到眼前新闻，乱涂几笔。我们所见的社会进步或者退步，常常只是特权与特权之间的争斗结果。人有善恶，权无美丑，所以去向何方，全凭运气。多少个权倾一方的人说倒就倒。这次倒一个，也许国家向前走了，那万一下次倒错一个呢。如果一个地方充满着的不被限制的权力，那么谁都不会安全，包括掌权者自己。